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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音乐养活自己，这么难吗？

　　近来，各大音乐平台相继推出扶持独立音乐和原创音乐人的计划，有的平台甚至拿出上亿元资金支持音乐人；而在各大音乐论坛中，“想做音乐要不要辞去本职工作”“音乐人如何靠音乐获得理想收入”成为圆桌讨论环节的热门话题。这不禁让人发问：音乐人的生存状况真的这么差吗？

　　音乐圈中，能成为明星的歌手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默默耕耘的普通音乐人才是推动行业发展的基石。可他们的收入令人担忧，仅凭线下演出难以维持生计和持续的音乐创作，拥抱互联网和商业合作成为年轻音乐人的选择。

　　收入低 驻唱所得20年没变

　　马铮是一位从事印度西塔琴演奏和音乐创作的音乐人，当被问到收入现状，他回答：“非常凄惨。”

　　一般情况下，创作、演出、被听众认识是音乐人获得知名度的必经过程，线下演出是音乐人展示自我的重要平台，不少民谣、摇滚音乐人都是在livehouse中崭露头角。但在真正成名之前，音乐人在livehouse的演出几乎无法带来收入。“一场演出几乎赚不到钱，门票钱很少，乐队几个人一分就没什么了。”马铮一笑，“这么说吧，我开车去livehouse演出，要是出来发现停门口的车被贴了条，这场就白唱了。”

　　音乐制作人、浙江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副主任王滔说得更加具体：“1998年我读大学那会儿，在小型场地或者酒吧唱歌一晚上能赚300元钱，20年过去了，现在杭州酒吧的歌手工资还是这个数字，生活压力当然很大。”王滔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爱好音乐的人都不敢专职从事音乐。

　　在网上流传的一份由中国传媒大学发布的《2019中国音乐人生存状况报告》中显示：绝大多数音乐人仍生存艰难，近半数音乐人的税前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全职音乐人仅有12%，近半数非学生音乐人的税前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月收入能达到1万元以上的只有9.3%。

　　目前，不少平台开通了打赏或流量分成等功能，确实为音乐人开辟了新的渠道。但打赏是用户自发行为，难以成为持续性收入。而一位在bilibili视频网站上传作品的音乐人透露，流量分成以点播量计算，大概每一百万点击量，能拿到三四千块钱左右，“完全指望打赏或者分成，肯定是活不下来的。”

　　成本高 音乐制作开销大

　　当兼职做音乐成为普遍状态，王滔表达出他的忧虑：“做音乐需要投入的精力和成本非常大，如果不全职做音乐就很难做出好的音乐，音乐人也很难熬出来。”

　　最显而易见的成本就是钱。王滔算了一笔账，对摇滚乐队来说，收入来源主要是参加音乐节。“不说那些在《乐队的夏天》里火的乐队，就说大多数没有太大名气的乐队，5个人的乐队上一次音乐节，一共有一万元左右的演出费。”假如这些乐队一年能上四五十场音乐节，那就是50万元的收入，平均到一个人大约在10万元左右。

　　“可是他们还要拿这些钱做音乐。一首歌的制作需要编曲、录音、混音，一首歌需要差不多一万元的制作费，很多时候一万元都不太够，这还是在词曲都是这个音乐人自己写的情况下，一年10万元哪够？”王滔说，除此之外宣传推广还需要花钱，“没有宣传就没有人继续找他们做演出，大多数音乐人的生活还是很艰苦的。”

　　时间成本也是音乐人考虑的一大问题。由于马铮从事西塔琴演奏，这项独特的乐器让他有不少机会在综艺节目和明星演唱会中担任伴奏，“如果只做一个乐手，我这种小众乐器面临的竞争不是很大，收入还是有保障的，但几乎会用了我所有的时间。”马铮说，这对一个原创音乐人来说很“可怕”，“创作需要大量的时间，如果我全年都在做乐手，就根本没有时间创作，如果一直创作，就可能填不饱肚子。”这种情况在音乐圈中非常普遍，被马铮和他的朋友称为“成熟的乐手被‘抽干’”。

　　年轻人 拥抱网络和商业合作

　　“如果只是像传统音乐人一样白天写歌、晚上出去唱歌，走红的几率不会特别高，收入也很有限。”但王滔发现，不少90后音乐人开始想办法在互联网做“网红”，并通过一些商业合作增加自己的收入。

　　他想起浙江音乐学院的几位学生，四人组成一个组合，在抖音平台上发布歌曲，也帮人翻唱推广。“比如别人创作的词曲，请她们几个专业的人来唱，为这首歌做推广。”王滔说，有时她们也接一些帮人“带货”的商业活动，这样一个月每人平均收入有几万元。他还表示，现在音乐院校的学生把音乐当成产业来做，学生中出现不少类似的“网红”，他们推出歌曲也会彼此推介，互带流量。

　　独立音乐人过去被看做是一个与商业绝缘的群体，但如今年轻音乐人愿意接受商业性的合作。颜人中是一位在网易云音乐上崭露头角的90后音乐人，他刚接手了一个与某瓜子品牌合作的音乐项目。“无论是商业合作还是唱自己的歌，本质上都是音乐。我也唱过游戏音乐的歌曲，不仅可以尝试不同的曲风，打游戏的时候听到这些歌也觉得很有趣。”颜人中说，他身边很多年轻音乐人都有商业合作，他对此的态度也是：如果歌曲适合自己，并不排斥。

　　在王滔看来，音乐圈的生态随着互联网音乐平台和短视频平台的发展被改变，音乐人的收入情况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纯做线下演出的音乐人比较困难，年轻人愿意与新媒体和商业合作，情况会相对好。”王滔说，以往人们看待“网红”难免有偏见，但现在很多年轻音乐人，比如隔壁老樊、颜人中、陈雪凝都是从网上走出来的，“只要歌唱得好，有什么问题呢？”

盲人长笛演奏家吴晶——用音乐，拥抱世界的缤纷

　　25万人涌入直播间，屏气凝神、静静等待一曲笛声入耳……在线上售书直播间中，吴晶轻挑指尖，乐声便从长笛的音孔中流淌而出。短短几十分钟，她的自传——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听见这世界缤纷》，7.6万册图书一销而空。

　　“其实不必渴望光明，因为内心如夜灯一般常亮。”主播董宇辉对吴晶的一句评价，道出了直播间内很多人的心声。

　　传奇、励志，这是不少人对吴晶的印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青年演讲代表、2004年雅典残奥会运动员、维也纳大厅特邀长笛演奏家……世界遮住了她眼前的光明，她却闪耀出自己的光芒，散发出更多的温暖与希望。

　　出生在江苏乡村的她曾有一双明眸，父母为她取名为“晶”。然而一岁多时，她被诊断出视网膜母细胞瘤，父母只能做出最艰难的抉择——放弃她的眼睛。

　　“只要能做，我便去做。”吴晶自小就坚信“盲人也能有一番作为”。进入特殊教育学校后，她成为江苏省体育队的一员。2003年，吴晶出战全国残运会并获得了两枚金牌，次年带伤征战雅典残奥会。她还不断争取学习机会，从特殊教育学校走进南京外国语学校，再到出国留学、进修音乐。“如果更多机会还没有来临，那么我就为自己创造机会。”吴晶说。

　　声音，不仅是吴晶认识世界的窗口，更是她表达自我、沟通心灵的媒介。小时候，吴晶第一次听到长笛的声音，便爱上了长笛：“不同乐器给人不同感受，长笛有一种深入内心的声音。”通过悠长的乐声，她将内心的感受、情绪传递给更多人。从此，音乐成了她与听众乃至世界彼此沟通、互动的纽带。

　　吹奏长笛需要看乐谱，吴晶难免碰壁。练习一首曲子，她更要付出成倍努力，“不同于其他人，我必须花费大量时间记住乐谱，与交响乐团合作时，记诵乐谱的任务量更是翻了几番。”吴晶表示，更大的困难来自看不到挥舞的指挥棒。这意味着，她无法理解指挥家的表现意图，更无法直接融入交响乐的和谐共鸣之中。

　　音乐之路虽然艰辛，但成为长笛演奏家的梦想，始终激励着她。为了完成自己的交响梦，吴晶和工程师们做了一个特殊的“盲人可视化”装备。它被安置于演奏者的脚下，其中有类似盲文点显器的设备，这个“点”会随着指挥信号移动，用来传递速度和节拍。

　　2016年5月23日，吴晶第一次作为交响乐团成员站在大众面前。感知着清晰准确的指挥信号、聆听着周围乐器的美妙配合，她动情高亢地吹响《匈牙利舞曲第五号》的每一个音符。演出结束，台下掌声雷动，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个中国青年身上。“首演完成后的掌声，在我心中经久不息。”吴晶回忆道。

　　“吴晶教给我竹笛技法和美妙的中国乐曲旋律，而我教给她西方古典长笛曲目。我们想把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融合起来。”吴晶的长笛老师杨·本特松说。吹奏长笛时，吴晶会自然融入竹笛吹奏的传统技巧，展示出独特的滑音。

　　中西乐器间的融通，让吴晶看到音乐更大的可能性。用音乐的语言，打破观念、地域、文化之间的隔阂——这个想法一直存于吴晶内心深处。2013年，吴晶和本特松合作，在瑞典皇家音乐厅举办了“北欧与中国的对话”长笛演奏会；2015年，本特松携斯德哥尔摩爱乐乐团成员来华，吴晶领着他们了解中国、一路巡演，架起中西方音乐交流的桥梁。

　　随着个人自传《我听见这世界缤纷》的出版，社会公众得以了解、关注吴晶30多年的逐梦之旅。如今，除了音乐，她也将生活的重心放到教育与社会工作上，用音乐与文字，让更多人关注社会上的特殊群体。

　　“我不断想要突破黑暗的限制，挑战自我，为我自己，也为更多同样看不见的人，去尝试，去探索，去拥抱这广阔而缤纷的世界。”吴晶说。

　　（记者陈世涵 牛允一参与采写）

《 人民日报 》（ 2023年04月11日 13 版）